童小军说，该制度建设要明确主责机构，设专门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，工作模式则跨专业、跨领域、跨部门。“一般来讲，这个专门专业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，应设置在民政部门，国家给予充分授权，明确责任目标，给予资金支持。”

负责这项工作的曹白隽，自然会与不少企业打交道。这也并不新鲜，有过企业工作经历的落马官员，其最终双开通报中几乎都存在类似问题。

《脱贫攻坚｜非遗“活”起来 引领文创“奔康路”》杨延丽是一位“新北京人”。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，研究生毕业后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但是公司没有“留京指标”。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，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，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。